我们的老家，在十三年前拆迁了，村落已变成一片平地。那年，我与妹妹立在废墟上，指点着这是上塘桥，那是商店……我们一一回忆着当初的景象。

　　记得老家的加工厂，就在离我家向南两百米的地方。加工厂的徐师傅，是我远房的表伯，他的二儿子德强是我的同学，所以，加工厂成了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。

　　表伯长得慈眉善目，他的头发与胡子，总让米粉染得雪白，如西方的圣诞老人一样，让人倍觉亲切和慈祥。

　　表伯很忙，你背来十公斤大米，他挑来五十公斤稻谷，表伯都乐呵呵地接待。

　　生产队年代，轧米不收钱，他简单称一称，记个账：一队吕金虎，加工山芋粉二十五公斤；二队周春华，加工芦粟粉十公斤；三队蒋伯其，加工青糠五十公斤……

　　表伯一一记好账，便往一米高的轧米机上爬，一整袋大米，倒进一个漏斗式的铁箱，然后，把墙壁上的闸刀推上，随着机器隆隆作响，一会儿工夫，一粒粒大米，就加工成雪花似的“白糖”；一颗颗芦粟，也就轧成米黄色的“黄糖”。挑来的稻谷，表伯将其转到另一台机器那，将之加工成白花花的大米与黄灿灿的砻糠。

　　表伯的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，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都考上了大学。可表伯却一直守着这个加工厂，继续为乡民们而忙。我每一次回乡，都去看望他。表伯的头发更白了，说话的声音也更响了，也许是长时间在机器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。

　　表伯的加工厂，将乡民们的粮食，碾碎碾细，也将乡民们的生活，碾精碾良。他的加工厂，如一幅生动的乡村画，永远刻在我拆不掉的记忆上。（邵湘君）